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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4 04:42:21【3409754】
流浪城市的年轻农民工:工钱不易讨 情侣更难求 “你喜欢我什么地方,我改掉行了吧!”这句绝情的话,深深刺痛了宋建虎的心。它宣告了这位来自河北衡水农村的小伙子第二次恋爱的结束。宋建虎初三就辍学在家,2002年到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工厂做安装工。之后,他又来到北京,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上了一名宿舍管理员。 两年的打工时间改变了宋建虎内向的性格。他参加了北师大的“农民之子──工友培训”,成为一名工友志愿者。几乎不和女孩子说话的他,也在这所大学拥有自己不愿过多回首的爱情故事。 第一次是一位老乡,年龄跟他差不多,也是一名宿舍楼管理员。开始考虑自己前途和结婚生子问题的宋建虎觉得他俩应该没问题,“门当户对”。可是偏偏事与愿违,女老乡对他说:长痛不如短痛,我们是没有结果的。 “哎,难啊!”宋建虎叹了口气,“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不在北师大找对象。”但是,另外一位楼管又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。“我曾经暗暗地对自己说,今生非她不娶。”但是不知什么原因,这位姑娘同样拒绝了他。 “其实,很多打工妹有自己的想法。自己是外来打工的,再找一个同样打工的,似乎觉得亏了。一些打工妹想找有北京市户口的,嫁个残疾人也行,只要有户口。”北京一电子公司的申丙电说。这位河南人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北京呆了11年,他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。 像宋建虎这样在家政服务行业打工的青年还算是幸运的。“我们学校食堂的工友,男男女女都有,他们好像都相处得很好。能不能发展,就要看情况了。”北师大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卢生把他的见闻告诉记者。 来自湖南株洲的郭穆琼就比较郁闷了。在清华大学第六工程处的工地上,这位24岁的建筑工人对记者说:“我们这里女的几乎没有,接触机会很少。上千人的工地,就没见过一个女的。” 对没有机会接触异性,在北京干了5年保安队长的杜文峰也深有体会。“保安的职务越低,活动就越不自由。请假要组长、班长、队长批。很多人一个月也难得上街外出一次,情感生活相当沉闷。”据卫生部的信息,我国88%的外来民工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。 杜文峰在婚恋方面是一个幸运儿。两三年前,这位23岁的安徽小伙子,通过中国第一家为打工妹服务的公益组织———“打工妹之家”,结识了他现在的女朋友,一位姓徐的黑龙江姑娘。 杜文峰提到的“打工妹之家”现已注册会员700多人,其负责人郭慧玲女士认为,现在打工妹的婚恋遇到了许多问题:一方面,她们来到包罗万象的大城市,眼界开阔了,不太愿意再回到家里;另外一方面,她们面对城里人又有一种自卑感,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。有时候,家里给她们相了亲,自己年纪又有二十五六了,家庭社会的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回家,再出来打工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 来自湖北宜昌的胡清却恰好相反。27岁的她自愿回家,男朋友却不敢娶她。 “我原来的男朋友是在同一个村子里的,小时候就玩得好。”胡清慢慢叙述起她的往事:“1996年我们高三毕业,因为追求我,他只是考上了中专。而不喜欢读书的我,就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北京打工。后来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,我以为再没有希望了。我在北京呆了六七年,做过饭店服务员、打字员、清洁工,后来又搞推销,但是一直没有遇到中意的。 “前年回家,我发现他已在家乡的一个镇里当上了公务员,依旧单身。于是,又跟他加强了联系。有时候,一个月的长途电话费都要花掉六七百。去年十一,我还请他来北京玩了一个星期。 “因为他,我觉得终身有个依靠了,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我计划再赚两年钱,就回家开店,生孩子。可是他一过来玩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记得我刚来北京时,看见谁都怕。现在倒是很大胆了,跟谁都可以说上话,这让他很看不惯。那次他来北京玩,我找了在北京工作的几个高中男同学聚会。那些人也是他的老同学。他竟然有意见,说我跟他们那么投机是什么意思。 “他在我面前很自卑的:工资只有四五百,而我是他的两三倍。我又很活泼,他怕结婚后管不住我。其实,我算什么?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,打工久了,多挣了一点钱而已。他还跟他妈妈一起去找人算命,一连算了几次,结果都是我们‘八字不对’,必定会离婚的。” “也许,这一切都是命吧。”胡清一脸无奈。她打算明年去上海发展。或许,她在那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(周盛平) 茫茫都市人流中漂泊着两个农民,他们互不相识,却揣着相似的理想,都有想为农民做些事情的渴求。在沉重的中国“三农”现实面前,他俩的理想可能会被世俗讥诮为异想天开,或痴人说梦。然而,理想毕竟是真挚、可贵、不可亵渎的———无论多么贫困卑微的生命,披裹着梦的华裳,都理当享有一份人性的尊严和富有。好人好梦!除了道一声祝愿之外,倘再进一步,我们每个社会成员可否成人之美助人梦圆呢?“拿出你们的行动,拿出你们积蓄的力量,去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乡村!”本文中陈军的这句打夯声般的口号,已不仅仅呼喊出了隐隐作痛于九亿农民心底的激情梦想,在更高更广意义上,其实也应和了社会科学界近年渐成共识的一个现代理念:公民社会期待公众参与公共治理。 两个农民的理想与现实 这是两个普通农民关于理想的故事。35岁的李文明,高中文化,河南农民。34岁的陈军,初中文化,河北农民。半年前,李文明来到北京市房山区收废品;7年来,陈军在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种菜、卖菜。李文明想“当乡长”,他要成为人民的好公仆;陈军开通了专为外来民工排忧解难的“烦忧热线”,他要给工友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时空。 然而,现实是残酷的。 假如让我当乡长 今年4月15日,记者收到了一封特别来信。一位叫李文明的在京务工农民,拜托我们把他的信转交给国家领导人,以帮其实现“当乡长的政治理想”。李文明说,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公仆,为老百姓无私奉献。下面是这位农民的内心独白: “中央政策好,这没人否认。但是到了下边,政策就‘缺斤短两’,‘山高皇帝远’啊!在我们老家村子里,路边的树栽了毁,毁了栽,可群众贫穷落后的面貌总不见改变。由于治安状况极差,农民想喂头猪、养只羊,夜里睡觉都提心吊胆。一个基层干部顿顿吃鱼吃肉,住洋房,兜里装着八元一盒的名烟,却还嫌不够。每当看到、听到这些,我的心都快碎了。 “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前,村里广播一响,农民就知道乡干部来收粮了;税费改革后,村里广播一响,那准是计划生育的事儿。假如让我当乡长,我要让广播天天响,把它变成给农民传播科技的声音,与农民心连心的声音;假如让我当乡长,我会访遍全乡的每一个角落,掌握全乡每一户的经济状况和技术特长。 “单纯在经济上给予农民扶持,只能扶一时不能扶一世。假如让我当乡长,我要给他们技术扶持和项目扶持。我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还社会一个好风气,人人尊老爱幼。这是我的理想,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自信,我一定能够做一个农民心中的父母官。”今年4月18日上午11时,在房山区长阳镇的一间民房里,刚刚收废品回到“家”的李文明红着脸对记者说:“这封信给您发出去我就后悔了,这是不可能的事儿!我知道。” 后悔归后悔,但李文明一直在为“做公仆”努力着。来北京打工前,他曾自费购买200多册科技书籍供村民免费阅读。他说,来京收废品也是“努力的一部分”,“有了钱我就有了资本,可以带动村民致富,可以在经济上帮助他们”。但“老家村官由乡里任命”、“花钱可以买村官”,成了他一块久医不愈的心病。“在这样的村干部领导下,农民啥时能过上好日子?”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第二天早上,李文明带着3个月共计3000元的纯收入坐火车回老家了。记者无法知道,回到村里的他能和邻居、孩子谈点北京的什么。也许,反反复复的城乡对比更加坚定了他做公仆的信心和勇气。 一位菜农撑起的“烦忧热线” “我们身躯疲惫、衣衫褴褛,但我们是中国最可爱的人。我们要用热情感悟社会;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的价值;我们要用我们的进步促进国家的进步。因为我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!”听到这些豪言壮语,你无法想像它出自一位在京种菜的农民之口。 34岁的陈军是河北张家口察北牧场农民。6年前,他和母亲在北京海淀区肖家河承包2.2亩菜地,种菜卖菜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惟一生活来源。2003年11月,陈军做出一件让人感到“不可思议的事”———设立“烦忧热线”,倾听民工的烦恼和忧愁。 陈军办“烦忧热线”的创意是受了“农友之家”的启发。“农友之家”全称是“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”,是由十几位来京务工的小伙子于2002年创办的民间社团组织,主要为外来务工的农民义务演出,开展义务培训等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陈军走进“农友之家”,他第一次知道,互不相识的外地人也可以有自由交流的场所和空间了。从此,喜欢写诗的陈军成了“农友之家”的一员,业余时间帮助该组织内部刊物《社区快报》做些社会性访问工作。 一个月后,陈军的民工“烦忧热线”开通。这是陈军“烦忧热线”的宣言: 我们几乎可以从所有电影、电视和文学作品中看到,农民们背着土特产,充满好奇地来到城市,回家时带上一堆城里人已穿过时的衣服。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,要向全世界宣告,中国农民是新世纪中华民族最可爱的人!难道不是吗?他们的祖辈为共和国的成立而流血;他们的父辈为共和国的建立而流汗;而他们却在为共和国的建设而流泪。全国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多个亿,这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? 一位普通农民想对全国的农民说,拿出你们的行动,拿出你们积蓄的力量,去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乡村!征途中,你们肯定会遇到困惑、烦恼,甚至失败,请不要气馁、不要回头,“烦忧热线”(010-62829859)的主人在用他微薄的力量支持着你。 事实上,虽然陈军发了不少宣传单,但直到今年4月以后,“烦忧热线”才开始有些热了。 “就他陈军还会搞热线?初中毕业,他懂个啥!”熟悉的人不解;“做这类事的人,肯定都有个人啥目的。”陌生人猜测。然而,陈军并不在乎:“有人问,办热线你懂心理吗?我说不懂;每天的新闻你看吗?我说不看。那你办什么‘烦忧热线’?我说,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才去办,如果什么事都要弄懂了以后再办,我们将一事无成。对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打工者来说,诉说本身就是一种安慰和发泄。” 其实,陈军自己的烦忧也挺多。他承包的菜地随时会被征去;28岁的妹妹意外身亡,全家痛不欲生。在菜棚旁边那间简陋的小屋里,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陈军母亲的哭声。陈军说,他不知道怎样安慰母亲。 也许许多民工还不知道一个叫陈军的菜农办的“烦忧热线”,也许他们对这样一个“说了白说还浪费电话费”的热线根本不感兴趣。但记者希望千百万民工兄弟明白,其实有许许多多像陈军一样的人在关注他们、关心他们,尊重他们的汗水。(雪夫)(来源:《半月谈》/新华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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